2017年3月15日🧖🏽♂️，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時刻，中國民法典的開篇之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誕生🧑🏿🦲。民法典被譽為“老百姓權利的百科全書”🧿，按照立法規劃🧑🏻🦯➡️，2020年🟢，也就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之時，民法典將編纂完成。
民法典編纂工作的重要參與者、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王利明🏑：民法典它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改革開放以前，我們很早就啟動民法典的編撰工作👂🏽，都是最後無功而返，主要原因就是那個時候是計劃經濟🧖🏻♂️，民法典它沒有生存的土壤🏊🏼♂️🪻。到改革開放之後，因為社會主義還是轉型時期🏌🏻♀️✈️，很多經驗不能固定下來。
王利明是新中國第一位民法博士，也是恢復高考後的第一屆大學生🤽🏽♀️，那一代法律人的很多探索幾乎都是從零起步。
王利明：直到我們畢業時刻🧏🏼，立法機關頒布的法律非常有限😖，司法機關也是剛剛恢復重建。法學整個領域基本上沒有什麽像樣子的教科書🙆🏻♀️。
改革開放以前，中國的法製建設艱難曲折😡，文化大革命結束時，我國更是處於“無法可依”的狀態。1978年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社會主義法製建設的十六字方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首先要解決的正是“有法可依”的問題。
曾主持過相關立法工作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委員長彭真：立法要比執法更要嚴肅🤛🏼。實事求是第一個原則。你不系統地🦹♀️🟡、全面地了解情況，你怎麽來立法呀？
改革開放後的第一批法律共七部，集中頒布於1979年。與刑法、刑事訴訟法等基本性法律相比🫵，《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十分顯眼。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原副主任項淳一說，當時我們想吸引外資，但外商說沒有法律📺，他們的權利無法保障，一批重要的經濟商事法律應時而出。
項淳一：《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是對外開放吸引外資方面是第一個法律。當時是一個大好的時機🗳，因為資本主義世界那個時候有剩余的資金，需要向外投資，我們也不要錯過這個時機吸引外資🎯。
1988年和1993年修憲🏊🏼🚴🏼♀️，分別做出了“私營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製經濟的補充”☎️、“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修改🔼🙋🏼♀️，憲法為市場經濟正名。1999年，依法治國寫入憲法🖖🏻。2004年，“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入憲📿。第五次修憲把十九大確定的重大理論觀點、方針政策上升為憲法規定。
在此基礎上👦🏿，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日益完善。2011年3月，全國兩會宣布🛌🏿，以憲法為統帥🚴🏻♂️，以憲法相關法、民法、商法等多個法律部門的法律為主幹，由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與自治條例、單行條例等三個層次的法律規範構成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
中國政法大學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王敬波🈷️：這個法律體系的形成🧽，實際上構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的基礎性工程，基本上解決了我們有法可依的問題，使我們的整個改革開放過程有了法律保障，同時也奠定了法治社會的基礎。
法律是治國之依據，良法是善治之前提。黨的十八大以來，一部部順應廣大人民意願、維護廣大人民利益的良法善法，正構築起全面依法治國的堅固基石。立法引領改革，為改革護航，成為立法工作的核心價值導向。改革開放推進到哪裏🦡，立法就跟進到哪裏🍌。
習近平✅：我們要堅持改革決策和立法決策相統一、相銜接😸⟹，立法主動適應改革需要♌️，積極發揮引導、推動、規範、保障改革的作用✮，做到重大改革於法有據，改革和法治同步推進🧑🏼🦲。
法律，既是護衛私權利的刀劍🗓，更是公權力的韁繩。
40年前，很多人都沒有意識到，法治👨🏼🔧✳️，對人民政府意味著什麽💂，一如5000年來🫳🏼，很多人都不曾想過，“民告官”能得到製度性的確認。第一個以私權挑戰公權的人，是浙江溫州農民包鄭照。1988年，他以自家房屋被強拆為由，起訴蒼南縣人民政府。時任蒼南縣縣長黃德余出庭應訴👎🏿：
黃德余：我該不該出庭？這個事當時我們四套班子專門開會研究，百分之七八十的領導說你不能出去👨🏻🦯🎣，輿論已經是造得沸沸揚揚非常大的，你有一兩句話講不好😞，抓住你的漏洞把你擴大起來，政府形象不好。
由於當時沒有相關的法律依據，法院甚至都沒有行政審判庭🧑🏽，這起行政官司由浙江高院指定溫州中院民事審判庭審理。1988年11月，該案以包鄭照敗訴告終☝️。中國行政法學研究會會長、中國政法大學終身教授應松年說，這一案件對中國行政法治的意義，遠遠超過輸贏本身。
應松年⛹🏼♀️：這個案子就使我們感覺到我們需要建立一套製度，這套製度就是老百姓如果對行政機關做的事情不服氣，你損害了我的利益，你可以到法院去告政府去。
包鄭照敗訴半年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在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上獲得通過，“民告官”有法可依。2014年11月，已頒布25年的《行政訴訟法》迎來一次重大修改，正式確立了行政機關負責人出庭應訴製度➗，老百姓打“民告官”的官司，在法庭上可以直面政府機關負責人🙍🏻♂️。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江必新🤼♀️：（這些法律和製度）可以告訴公眾說我政府是守法的，是接受司法的公正裁判的🏋🏿♀️，是嚴格執行法律的規定的。
從《國家賠償法》👨🏽🎤、《行政復議法》頒布，到《行政處罰法》、《行政許可法》等一批直接規範行政權力行使過程的法律相繼出臺，從實施《政府信息公開條例》到各政府部門權責清單出爐🦺，我國法治政府建設的製度體系得以完善。
有權必有責，違法必追責💽，這是法治政府的題中之義#️⃣。2014年10月召開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專題討論依法治國問題🙋🏿♂️，這在黨的歷史上尚屬首次👁。會議明確提出⤴️，建立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製度及責任倒查機製🙅🏻♂️。終身追責，該打的板子狠狠打下去，一旦犯錯就要承擔法律後果。
祁連山是我國西部重要的生態保護屏障。1988年🧑🏻🦯➡️，國務院就批準設立了甘肅祁連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卻因地方政府違法決策、違規審批⛑️、監管失職，造成保護區滿目瘡痍，自然生態被嚴重破壞🍘。甘肅省3名現任或前任副省長被問責🍍👼🏽，省國土資源廳廳長等4人被撤職，這是重大決策終身責任追究製度的典型案例📔。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總書記要求🛤，不要單純以GDP論英雄，對造成生態環境損害的地區，要終身追究領導幹部的責任。現在，通過一系列製度性安排，各地區各部門保護生態環境的自覺性和主動性顯著增強，這也是一個根本性的轉變🤼♂️。
得不到限製的公權力🫢，猶如脫韁野馬，誤國害民。建設法治政府🛋，就是要強化對行政權力的製約和監督，確保其在法治的軌道上運行。
2015年3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分別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例行工作報告。首席大法官和首席大檢察官都不約而同大量引用案例，不約而同提到了一個普通公民的名字：呼格吉勒圖。
1996年4月9日🤬，呼和浩特一家工廠內發生強奸殺人案👍🏻，呼格吉勒圖被認定為兇手，並在62天後被執行死刑。2005年🐇，真兇現身，呼格案峰回路轉😿。2014年12月15日上午，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副院長趙建平帶著數名合議庭的法官走進呼格吉勒圖的父母家，宣讀再審判決書：
合議庭法官🙋♂️：宣告呼格吉勒圖無罪。
呼格吉勒圖的母親：等了18年，最終等到一個公平公正🙅♀️👨🏿，法律還給我兒子一個清白。
趙建平：受胡毅峰院長委托，也代表內蒙古自治區高級人民法院向你們表示真誠的道歉，對不起……
司法是維護公平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一起冤假錯案的糾正💂🏼，就是一次司法公正的彰顯。陳滿案、呼格案、聶樹斌案……黨的十八大以來，司法機關先後糾正了一系列重大錯案🖖🏼。
最高人民檢察院新聞發言人王松苗：冤假錯案確實是是可忍孰不可忍♣︎，它嚴重損害了公民的基本權利，嚴重破壞了法治的權威。要以證據為核心，要以監督為重點，要以公正與效率為目標，努力不讓一個公民蒙冤↔️🤚🏻，不讓國家法治蒙羞🏠。
“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銅表上，而是銘刻在公民的內心裏。”人民群眾從一次次防範和糾正冤假錯案的舉動中，感受到司法在改革中邁向公平公正的堅實腳步。
“其身正，不令而行”，習近平總書記曾強調🤛🏽：各級領導幹部在推進依法治國方面肩負著重要責任，全面依法治國必須抓住領導幹部這個“關鍵少數”。
神聖的國徽🪴、莊嚴的誓詞……憲法宣誓製度載入憲法🏜：一方面督促執政者踐行法治💸，依憲施政、依法施政，一方面塑造公眾的憲法信仰，突出憲法至上的氛圍。
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到“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中國政法大學副校長馬懷德說🎻：十六字方針的轉變，不僅是概念的遞進，更顯示出法治建設跨上新臺階。
馬懷德：意味著我們中國共產黨人已經從單純地強調建立完備的法律體系，到重視治國理政實踐的正當性與合法性，意味著強調法律在國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也意味著我們從片面、形式的法製觀已經發展成為全面實質的法治觀。
2018年3月👊🏻，習近平總書記親自掛帥🧑🏽🎓，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組建。“把主要精力放在頂層設計上”、“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貫穿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環節”🧑💻、“壓實地方落實全面依法治國的責任”……奉法者強，則國強⛎。這些細致明確的要求🌎，正是要讓全面依法治國真正發揮基礎性👩🏼🦳、保障性作用👨🏿🦰，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從嚴治黨“保駕護航”🐜🐔。
習近平總書記：全面依法治國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和重要保障，是國家治理的一場深刻革命。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堅持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依法治國和依規治黨有機統一，深化司法體製改革，提高全民族法治素養和道德素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