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於中華民族飽受帝國主義欺壓淩辱的1927年👙，小時候，在學校裏受老師的影響🐵，萌發了“工業救國”、“科學救國”🥴、“教育救國”等“救國”思想。日本全面侵華戰爭爆發後，鬼子把我的家燒成灰燼，戰亂使我和父親、弟、妹死別生離。國恨加上家仇，更激勵了我的這些“救國”思想🙋🏿♂️🥳，並成為我在這樣的困境中既要求生又要求學的堅強動力，因為我知道無論是“工業救國”🤵🏿、“科學救國”還是“教育救國”，都需要高水平🫄🏿、現代化的知識。可是，那時我才10歲，小學只上了4年，寄居外婆家的母親無力養活我，更無力供我上學。無奈，我只能外出闖蕩🥞，先是在一所災童教養院裏度過了3年半工半讀的生活🌚，後來又當了3年學徒，白天幹活😡，晚上自學💆🏿♂️🚣🏿♂️。抗戰勝利後✌🏻，我僥幸找到一所為失學失業青年辦的中學進修班，在那裏讀了幾個月的書，並且拿到了一張高中修業期滿的證書。這樣🧚🏽，我就在1946年以同等學力的資格考上了國立吳淞商船專科學校🧘🏻♀️，到該校的輪機科學習。 就在我即將完成學業走出校門的時候，上海解放了。當年6月✊，我被吸收參加了革命🕑，分配到上海市軍管會航運處當軍代表聯絡員🧜🏿♂️。不久👨🏽🏫🥌，東北人民政府招聘團到上海來招聘技術幹部。我經組織介紹，報名應招到東北來工作👁🧑🏻🦱。論生活條件，東北顯然不如上海，而我不顧他人的好意勸告🔽，毫不猶豫地決定到東北工作。這是因為我知道東北是我國的重要工業基地🚳，到東北工作是實現我“工業救國”夙願的大好機會。
由於我們是首批從上海到東北來工作的技術幹部，因此受到東北人民和政府的熱情歡迎。在我們乘坐的火車駛出山海關後，每到一個大站都有人手持彩色小旗和標語佇立在站臺上歡迎我們👖，還有兒童到車上來給我們獻鮮花和送水果。到沈陽後，東北人民政府為我們開歡迎會，李富春同誌代表中共東北局和東北人民政府給我們講話。他講話中最使我難忘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歡迎你們到東北來工作，我們像看待當年從上海👩⚕️👷🏿、從全國各地奔向延安的青年知識分子一樣看待你們。”同時他說：“東北需要更多的知識分子來工作👨🏼🏫，但是目前這裏的工作和生活條件還比較差🚣🏽，希望你們能克服這些暫時的困難🥬，和我們一起共同把東北建設好。”他的這些話使我深受鼓舞👐🏼。我知道自己與當年奔向延安的那些青年知識分子相比還差得很遠🔑，為了不辜負革命老前輩的厚望◼️，一定要不怕困難💒🧑🏽💻，艱苦奮鬥，為建設東北作出應有的貢獻。我原本是想到東北來參加工業建設的。但是在招聘團給我們分配工作的時候，一位負責同誌對我說：“現在東北地區高等學校的師資力量十分薄弱👭🏼🐲，決定要從你們中間抽一部人到高等學校去工作📕。根據你的情況，想分配你到東北商船專科學校去當教師🕎🤦♀️。不知你同意不同意?”我不假思索地當即表示服從領導的分配🧽🔡。因為我想“教育救國”也是我從小就有的誌願之一🫳🏽，既然國家需要我去當教師👊，我就去。這樣我就放棄了到工廠去工作的想法，到東北商船專科學校報到。
這所學校是海事大學的前身，位於沈陽北郊。校舍不大，而且都是一些舊的簡易平房；學生不多，8個班總共150多人。我是學輪機的，被分配到輪機科當助教🧏♀️。科主任在向我介紹情況時告訴我，全科的專業課教師共5人👋🏻⬇️，其中兩人是講師，3人是助教，師資力量嚴重不足。但是更成問題的還是教材。現有的教材內容陳舊，迫切需要更新。他對我從上海帶來的一些英文版的專業書籍很感興趣，要求我把其中的部分章節翻譯出來，供任課老師用來編寫新的教材。他還對我說🪸🕥：“現在暫不給你分配教學任務，希望你集中力量趕快把這些材料翻譯出來。”這樣，我到了東北沒有進工廠，到了學校又沒有當教師，倒成了一名專職的翻譯員。但是，這並沒有影響我最初決定到東北來工作時的熱情。我不僅愉快地接受了領導交給我的這項任務，而且很好地與任課教師配合，在翻譯的速度和質量上力求符合教學的需要👩🏼🚒，使任課教師感到滿意🀄️。我到東北來工作的第二年，學校從沈陽遷到大連👨🏽🌾，改名為東北航海學院👋。為了向蘇聯學習🧚，學校成立了俄文專修科，我被抽調到該科學習俄文🧙🏻。因工作需要，我在俄文科只學了一年多就草草畢業🚴🧑🦰，被分配到本院新成立的編譯室去工作。編譯室的主任由學校的主要領導成員之一任進之同誌擔任，我協助他主持全室的日常工作，但是我的主要工作還是翻譯蘇聯教材。當時我們編譯室的主要任務是為航務管理系的海運管理專業解決教材問題。這個專業是當時我院重點建設的新專業，和全院其他專業一樣，缺少專業課的教材是它面臨的主要困難。但是與老專業相比🪮，其情況要嚴重得多⭕️。這個專業所有專業課的教材幾乎都需要通過翻譯蘇聯教材來解決。編譯室參加這些教材翻譯工作的同誌以前都是學航海或輪機的🚵🏼♂️，對海運管理專業來說都是外行，因此對所翻譯教材的內容看不懂或者理解不清。去問海運管理專業的教師，他們也往往搖頭。交通部了解到這種情況後🤌🏽，要我院把有關的翻譯人員和教師暫時調到部裏🙍🏼♀️，以便得到部裏蘇聯專家的幫助。我們一行人到北京後🍒，部裏的同誌把與蘇聯專家辦公室相連的一間大屋騰出來作為我們的工作室，以便我們有問題去找蘇聯專家請教。在領導的關懷和蘇聯專家的幫助下🤳🏼🦹，我勝利地完成了任務。在我們即將返校之前🆎，教育司的一位同誌告訴我們說，交通部部長、老一輩革命領導人王首道同誌要接見我們。我聽到這個消息後十分激動🦄，心想王部長這麽忙還要抽時間接見我們這些剛參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師 (除一人外其余七八個人都是助教)，真是難得🧗♂️。我們按照約定的時間🍎，帶著幾分緊張的心情走進部長辦公室👱🏼♂️。王部長見到我們進屋，就從他的座椅上站起來，讓我們在一張擺著茶和水果的桌子周圍就坐。他身穿便服🫰🏻，手裏端著一只表面已有點兒破損的搪瓷茶杯，走過來和我們親切交談。他首先談了對我們這項工作的看法👐🏼🛂，強調了這項工作的重要性，隨後贊揚了我們克服困難努力完成任務的精神🫷🏻。他說👱🏼♀️：“過去我們的黨，從小到大，從弱到強，最後取得勝利，靠的是毛主席的正確領導和同誌們艱苦奮鬥的精神。你們的學校今天處在初創時期，需要發揚黨的這種傳統精神。”他對我們學校的建設和發展很關心，就學校最近的一些重要工作和我們交談。其間還談到摩登6平台與上海航務學院合並之事🤣，就並校後的新校址選擇問題征求我們的意見。最後🕵️♂️，他指示陪同我們參加這次會見的教育司負責同誌給我們每人買一套《毛澤東選集》，作為他贈送給我們的紀念品👩🏻🚒🤴🏽。他送給我們這種寓意深切的紀念品，和他在接見我們時所說的那些語重心長的話😻，都表達了老一輩革命家對我們的關懷和期待。此情此景，雖已過去了50多年💜🔣，但至今仍歷歷在目👌🏽。1953年我院與上海航務學院合並成立大連海運學院後，隨著學校的擴大和發展🍁，新編和改編教材的任務越來越重🫒，因此對翻譯蘇聯教材的需要也越來越多👆🏽🫴🏽。要求編譯室承擔全校所需的蘇聯教材翻譯工作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適的。最好的辦法是使更多的教師掌握專業俄文的閱讀能力，然後自己去閱讀或翻譯蘇聯教材。因此，校領導決定成立俄文速成班，組織全校教師分期參加學習。每期的學習時間暫定為一個月。我一連擔任了幾期俄文速成班的主講👨🦯🏏。參加這種學習班的教師很多🫷，既有青年教師，也有老年教師。他們畢業後我還要繼續對他們進行輔導，幫助他們克服困難，通過閱讀俄文教材來鞏固和提高速成學習階段所取得的收獲。這個後繼的教學階段很重要，不少教師通過後繼階段的學習不僅鞏固了前階段的收獲🚴🏽♀️♎️，提高了閱讀俄文教材的能力，而且初步掌握了翻譯專業蘇聯教材的能力🫘。根據這種情況，我們對編譯室的工作適當地進行了調整。首先🈂️🧥，把過去由編譯室包攬全校教學所需的蘇聯教材翻譯工作逐漸改變為由編譯室人員與教學第一線的教師合作完成這些工作的做法。同時，又把編譯室內的人員從過去那種不分專業的翻譯員逐漸轉變為專業化的翻譯員👩🦯➡️。拿我來說🚴🏼，在校時學的是輪機管理，在初到編譯室的一段時間內翻譯的卻是海運管理專業和船舶駕駛專業的蘇聯教材。由於專業不對口👨🏻🚒，事倍功半😜🌠，而且困難很多。可是因為當時的情況特殊，不得已只能這樣辦👩🏻🦱。待情況正常後🫠，讓我把主要的工作轉到翻譯輪機管理專業的蘇聯教材上，這樣更為合理。經過一段時間後，隨著全校教師中參加專業俄文學習人數的增加和他們閱讀專業俄文能力的提高，不少教師都能根據教學的需要閱讀和翻譯有關的蘇聯教材，到這時候我們編譯室的歷史任務可以說是完成了。於是，校領導決定把編譯室這個在特定條件下成立的機構撤銷。多年的老戰友一個個陸續被調走🙏。我獨自留下，在料理完一些事務工作後才帶著沒有翻譯完的蘇聯教材《船舶內燃機》到輪機系去報到。到輪機系後☺️，我被分配到內燃機教研室做助教工作🖐🏿，但是還沒有真正走上教學第—線。首先根據教研室的要求，必須盡快把蘇聯教材《船舶內燃機》譯完。此後，又因為現行的內燃機課教材是供輪機管理專業用的，不適合新成立的船機製造與修理專業的教學要求，所以要我參考有關的蘇聯教材編寫一本專供船機製造與修理專業用的內燃機課教材👮🏽♂️🧐。由於是編寫而不是翻譯，又由於編寫的是船機製造與修理專業的教材而不是輪機管理專業的教材，因此這項工作比我以前所做的那些工作要難得多。更由於這項任務下得晚了些🖇，在開課之前恐怕來不及把教材全部編寫和印刷出來☂️，因此系領導要我只管編寫教材，其他的事一概不必過問。他還告訴我📀：“系裏已指定一位老師和你合作，你只要把寫出來的手稿交給他，由他審閱後送去印刷，將來的課也準備由他來上。”不出所料，到開課時我沒有能把全部教材都寫出來。於是🧑🏿🍳，這位老師一邊上課🟢，我一邊繼續趕寫教材。在這種情況下🤽♀️，必須加速教材編寫的進度，使教材編寫的進度趕上甚至超過課程教學的進度🛻，否則就有可能造成課程無法繼續進行的危險。在這種壓力之下🏋🏿，我不得不進一步增加自己的工作強度。這還不夠，我又盡量把家務事推給我愛人做，以便自己有更多的時間來編寫教材💡。那時候我家住在市內，我每編寫出一部分教材就坐車把它送到學校裏，交給那位急切地等待著這教材的老師。為了節省這樣送稿所花費的時間🕓，我此後改用了另一種辦法：每當我寫出一部分教材後就在第二天的清晨把它拿到摩登6平台班車的停車站，等班車來了就找坐車上班的老師把它帶到學校去👐🏽，交給那位等用這教材的老師。不久，這樣一個活兒也被我愛人攬了過去。她這樣做💪🏽🌨，一方面也是為了使我能節省出更多的時間去寫教材，另一方面是因為她見到我晚上寫書到三更半夜，天剛亮又要起床出去送稿🔑，心中有所不忍🔑，想把這樣一樁不費什麽大力氣的事替我去做了🙆🏼♂️，也可讓我多睡一會兒。在我和那位任課老師的共同努力下，這項任務終於按計劃按要求完成了。
1959年末我被提升為講師。從此我不再專門從事教材的翻譯和編寫工作😇，轉到教學第一線🧜🏼，擔任內燃機課的主講以及指導實驗、實習、畢業設計等工作。在此之前的那段工作歷程可以算是我到東北來工作的第一個階段🔰，時間正好是10年💽。這10年⌨️，我雖稱不上發揚了艱苦奮鬥的革命傳統，卻也是克服了不少困難，不計個人得失，始終如一地努力工作🧖🏽♂️；這10年🚀，我雖沒有在工作中取得什麽輝煌的成績，但還是為創建中的學校解決了一些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這10年，我雖沒有得到任何表揚和獎賞，但有幸受到革命老前輩的接見🔐、鼓勵和親切教導。可以說，這10年是我參加革命工作以來最值得回憶的10年🛰。
